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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海捞瓷和外销瓷2  

2013-03-26 16:42:13|  分类: 瓷器鉴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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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ym_chen1948西高弟里陈逸民《海捞瓷和外销瓷2》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

我国古代瓷器贸易的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主要讨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它是海捞瓷的唯一出水之处。

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所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1]

本书不是一本经济史或对外贸易史的著作,冗长的陶瓷出口史的论述将会使读者感到厌倦,但是,适当了解一下我国陶瓷出口的概貌,对于我们了解海捞瓷的年代、数量和品种有着很大的帮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洋面之下,有着一部相当完整的中国陶瓷史,或者说,中国瓷器史。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我国从徐浦合浦至印度的航线,这各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说明当时我国陶瓷的输出极有可能已经开始,而出土记载更是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据M·苏尔宛先生研究,“哥打丁宜(Kota Tinggi)、旧柔佛(JohorLama)及其他地方,大量出土印纹陶器,颇似福建林惠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说明了中国汉朝就开始出口陶器,到东南亚销售。”[2]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3]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我国汉代的出口陶瓷,对于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而从陶瓷本身的投资价值而已,却很难引起艺术品投资商的兴趣。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唐代的陶瓷出口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的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其中几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了国内外好几家博物馆的竞相争购,最终花落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止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

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

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岗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4]而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5]而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6]而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7]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图1-2),

海捞瓷和外销瓷2 - ym_chen1948西高弟里陈逸民 - ym_chen1948西高弟里陈逸民博客

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至法国人把龙泉窑瓷器称之为“法拉同”。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海捞瓷”是作者和陈莺著作的部分章节,在写作过程中在网上发表一部分,以饗网友。)



[1] 参见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M·苏尔宛原作,傅振伦译,《中国古陶瓷论丛·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P269.。

[3] 张野波,《遗留南洋之中国古代瓷器》,Mutual Leisure S/B(577596-T),P45;

[4]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陶瓷输出》,《海交史研究》1984年刊;

[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P311;

[6]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一期;

[7]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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